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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禁越瘋狂:清政府的禁煙之策為什么難以進行?問題出在哪兒

      2022-06-21  浩然文史   |  轉藏
         

      每年的6月26日都是聯合國規定的國際禁毒日,自從毒品出現在世界上,人類與毒品的斗爭就從未停歇,直至今日,毒品的暴利仍然刺激著毒品販子們鋌而走險,制造出一幕幕人間悲劇,禁毒工作仍面臨著嚴峻形勢。中國長期深受毒品問題的困擾,對毒品歷來實行嚴格的查禁措施,而這都起源于180多年前那場屈辱的戰爭。在中國近代史的歷程中,鴉片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毒品,它更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概念,深深印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腦海中。

      一、“嚴禁”與“馳禁”

      鴉片進入中國的歷史由來已久,古時便有它的身影,那時候它被廣泛應用于醫學領域,可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其成癮性的危害也逐漸顯現,事實證明,鴉片會對人的精神乃至生理健康造成極大損害。

      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鴉片之害已流毒深遠,至清代這種情況已相當嚴重。統治者不是沒想過解救之法,既然禍首是鴉片,那么立行禁煙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早在鴉片戰爭之前,朝廷就已經圍繞是否禁煙分成兩派,展開了長達兩年的論戰。主張“馳禁”的認為,反正鴉片也是越禁越多,干脆就使其合法化,一方面能讓國家多征稅,一方面也能節省禁鴉片的開支,甚至還可以鼓勵有條件的地區自行種植鴉片,增加農民收入,抵御外國鴉片輸入以避免白銀外流。

      這種論調在今日看來頗為滑稽,如今實行大麻合法化的幾個西方國家,毒品泛濫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進一步加強,這證明毒品合法化的結果只能是制造更多悲劇,可這種說法在當時還是頗有市場,而且受鴉片毒害最深的廣東地區的官員反倒最為支持此決議,足以說明他們與毒販利益交葛之深。好在道光皇帝腦子還很清醒,對禁煙一事比較堅決,這才有了后來的林則徐虎門銷煙。

      二、無法斷絕的鴉片走私

      可是禁煙真的就如虎門那一次銷禁那么簡單嗎?對于英國方面來說,鴉片已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財政收入來源,據有關統計,從19世紀開始,在英印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鴉片貿易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1800年只占3%,1830年以后就已超過10%,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都不是通過正規渠道流入中國,而是通過走私的方式。

      18世紀至19世紀初的鴉片走私是如何進行的?當時有兩條路:一是靠英國散商在當地行商的庇護下夾帶鴉片進入廣州黃埔,再流入內陸。另一條是沿海商人先在澳門購得鴉片,然后在外海分批賣給各家船戶或直接銷往內陸。這一度使澳門成為“西方向中國輸入鴉片最主要的倉儲地和轉運站”。

      第二種走私體系曾經因為一次偶然的案件遭遇到挑戰,道光元年(1821),有個叫葉恒澍的澳門屯戶在廣東販賣煙土被抓,本來只是件普通的走私案件,清政府卻借此大做文章,不僅斷絕了澳門與廣州黃埔間的交通往來,而且還加大了對鴉片走私的打擊力度。走私生意的難度陡然上升,逼得國內的行商們不得不放棄對走私鴉片的外商船只的承保。

      可鴉片走私并不因為官府的查禁而蕭條,相反蓬勃發展的鴉片需求,刺激著許多地方縉紳、富豪,甚至連官府差役們都貪婪地分享起這塊蛋糕,他們會使用更加靈活快捷、易于躲避官府巡查的武裝商船“快蟹”從伶仃洋的躉船接貨并運往內陸分銷。這樣一來,雖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運輸成本,但因為有地方勢力的保護,鴉片貿易反倒更隱蔽地在地下迅速發展起來,即使官府前來查禁,他們也能提前得知消息進行轉移,很快一張結構更加嚴密、分工更加明確的新型走私網絡在整個廣東沿海遍布開來。

      鴉片儼然已成為英國從中國獲得最大利益的“商品”,對于豐厚的利潤,放棄顯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的傾銷才能維持東印度公司的繁榮。

      有人認為,英國人并不將鴉片視作毒品,畢竟鴉片類藥物在當時的英國也并不鮮見,所以鴉片貿易也應當被視作正常。雖然事實如此,但并不意味著鴉片的存在就是合理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時,許多英國民眾可以在藥劑師那里輕松獲取到鴉片這種專賣藥,他們在虛幻的快感中麻痹自己的精神。被大資本家殘酷壓榨的工人們,用鴉片緩解著身心的疲憊,貧民窟中無家可歸者用它暢想著美好的未來,甚至連貧弱的母親都會用含鴉片的“嬰兒保靜劑”來減輕育兒負擔。

      濫用鴉片的情況如此嚴重,這就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各種暴力、自殺事件屢見不鮮,犯罪率不斷提升,社會秩序混亂。這自然受到了許多社會名流的譴責,英國人自己的報刊上都將鴉片貿易稱作:“如此邪惡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我充分相信這個國家慫恿這種罪惡的交易是極壞的,也許比慫恿奴隸貿易更歹毒。”

      顯然英國人也明確地知道鴉片是一種易使人上癮的毒品,但為了遠東的財富,他們可以蒙住上帝的眼睛,在利益的驅動下毫無顧忌地對外傾銷。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上流貴族議員的參與,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寧愿與這個看似強大的大清帝國開戰,也不愿意放棄鴉片貿易。

      那么既然鴉片貿易如此的不道德和卑鄙,那么中國方面是否做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以應對鴉片走私呢?答案并不盡如人意。雖然官方一直秉承打擊鴉片貿易的意圖,但之前為鴉片走私商人承保的行商具有官方背景,之后參與其間的各路人馬背后也不無官府的影子,至少很多能從鴉片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官員是對查禁一事持消極態度的。鴉片在民間的大肆泛濫,足以顯示清政府基層吏治的腐敗與薄弱。

      最為諷刺的是,這鴉片居然是越禁越多,1821至1827年,年均輸入量9708箱,1828至1835年,年均輸入量18712箱,1836至1839年,又增至35445箱,幾乎每隔幾年就翻一倍,且間隔時間越來越短。

      道光十九年(1839)初,清政府派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并頒布《欽定禁鴉片煙條例》,試圖通過斷絕鴉片來源與銷售,來遏制鴉片貿易。林則徐下令嚴厲打擊走私和偷運活動,并迫使英美商人交出了外洋躉船上的2萬余箱鴉片,最后在虎門將其全部焚毀。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虎門銷煙”事件,雖然看似振奮人心,但實則并未達到預期目的,廣東的鴉片供應量很快便恢復至以往。因為清政府并未意識到自己的對手并不是幾個遠渡重洋而來的夷人,而是一個遍布整個東南沿海的龐大走私網絡,這種情況下只抓幾個販賣鴉片的商人、銷毀一點鴉片根本就是治標不治本,鴉片的走私和運銷體系仍然存在。

      三、受到嚴重沖擊的經濟體系

      猖狂的鴉片貿易和走私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英貿易的格局,中國在短時間內從貿易出超國轉為入超國。到道光十七年(1837),中方的貿易逆差甚至已達到了800萬兩白銀。而且更多的白銀是由鴉片販子走私運走的,沒有納入官方統計,兩者加起來估計1833年以后中國每年白銀出超在1000萬兩上下。

      白銀的大量流失帶來了銀錢比例的失衡,進而引發巨大的社會危機,社會經濟瀕臨崩潰。本來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等出售自己的產品時,一般都以銅錢作為交換中介,而向政府交稅時,再把銅錢按照銀價折算成白銀繳納,現在白銀數量的迅速減少,顯然就會導致銀價上漲,銀貴錢賤。19世紀初,1兩白銀能夠兌換1000文銅錢,到19世紀3O年代,1兩白銀已經能夠兌換1700文銅錢,銀價上漲幅度達到了驚人的7O%。之后更是常年保持在1兩兌換1800文以上的水平,損失最大的就是廣大普通民眾,等于大家的賦稅負擔無形中大幅上漲,大批平民難以承受,陷入貧困之中,“銀荒”變成了“民慌”。

      普通民眾面對生存壓力會做出怎樣選擇?洋煙昂貴,本土鴉片市場又幾乎沒有供給,大多數農民都吸食不起,只能選擇自產自銷。所以大批農民放棄糧食生產,改種罌粟,造成了鴉片流毒愈加嚴重的惡性循環。

      土煙不征關稅,且運輸便捷,價格能比進口洋煙便宜一半,因而迅速擴大了市場,甚至得到了各省官員的支持。面對鴉片的高額利潤,連林則徐后來都慨嘆到:“鄙意亦以內陸栽種罌粟,于事無妨。所恨者,內陸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后果就是,大量土地被罌粟侵占,那些終日吞云吐霧的癮君子們哪里有勞動能力,這又加重了本就嚴重的人地矛盾和糧食危機,激烈的社會矛盾匯聚在一起,爆發也就不可避免了。

      文史君說

      正如林則徐所言,若不對鴉片立行禁止,就會“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禁煙已成為不得不行之策,但就是這么一個人人皆知的事實,在真正實行的過程中卻屢遭困境,特別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禁煙的過程變得愈發艱難。此后鴉片成為英國對華輸出的重要“商品”,其流毒之深遠,貫穿清末最后70年乃至民國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發動雷霆般禁毒行動,才在短期內肅清流毒,還百姓以安寧。

      參考文獻

      費正清:《在中國沿岸的貿易和外交》,哈佛大學出版社,1953年。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上海書店,2006年。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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