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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妄之災:元朝紙幣的持續貶值困局

      2022-03-02  歷史冷新泡

      今天的全球貨幣市場風云變幻,各國無不希求讓自家鈔票在交易中獲取更多支付特權。這樣既有助于對外貿易,又能提升國際影響,對現代政府極具吸引力。
      有趣的是,在700多年前的蒙古帝國,元世祖忽必烈也做出過類似努力。他發行的中統鈔幾乎成功,半途中卻一潰千里。個中緣由不能不令后人嘆惋深思!

      元鈔興衰

      盛極一時的蒙古黃金家族

      公元13世紀初,黃金家族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實體--蒙古帝國。但這個帝國的結構太過復雜,各組成部分的文化、經濟千差萬別。在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前,地方政府曾分別發行過類似宋、金的紙幣。它們在使用上嚴格受地域限制,不僅妨礙了物資流通,還惡化了國家內部的隔閡。
      作為大元王朝的一代英主,忽必烈自然不能允許混亂局面持續下去。他繼位后,一面著手削平地方勢力,一面對全國范圍內的紙幣進行統合。公元1260年10月,元朝中央政府發行了著名的中統鈔,并規定以銀為準備金。每2貫抵同白銀1兩,按比例收兌國內的舊鈔。
      元朝發現的中統鈔
      當然,元朝的中統鈔和宋朝紙幣還是有著本質區別。后者所發行的交子、會子等紙幣,都沒有充足的準備金以供兌換,主要依賴國家信譽強制民間使用。而蒙古人在初期卻做到了無準備金不發新鈔,允許民間隨時在平準庫用紙幣兌回白銀。哪怕白不能用于國內交易,民間卻可以任意持有。創立這種貨幣政策,不僅是為了讓統治區內的民眾信任元鈔,還體現了忽必烈另一個宏大的經濟野心--將元鈔的支付功能推廣到國外。畢竟,專制君主國單靠國家信譽發鈔,是沒法讓外國人對幣值放心的。
      事實證明,在中統鈔發行的17-18年間,忽必烈的手段收效顯著。持有者在高麗、東南亞、日本甚至印度等地,都能找到中統鈔流通過的痕跡。充沛的白銀準備金為大元紙幣走向世界提供了堅實后盾,元鈔國際化的偉大藍圖似乎即將實現。考慮到元帝國那時的經濟實力獨步全球,假如再輔以信譽可靠的紙幣,或許一個如美國般影響力遍及世界的超級大國就要提前誕生了。
      輝煌的元大都城市復原CG圖
      但好景不長,從公元1276年開始,貯藏于各地平準庫的白銀就被陸續運往大都、供中央揮霍。到下任君主元成宗繼位的1294年,各地鈔庫原有的93萬6950兩白銀,僅剩下19萬2450兩,其余均被運往京師用做政府開銷。當時的挪用現象簡直成了常例,只要政府的收入不夠支出,就會動用庫存準備金彌補。由于平準庫日益空虛,白銀兌換越發困難。
      除大肆挪用準備金外,元帝國的紙幣供應也開始像宋末那樣超量發行。從公元1260年-1276年間,中統鈔年均增印不過10萬錠。多余鈔幣被存在官庫,用于收兌白銀和殘幣。但到公元1276年后,每年增印的鈔幣竟達一兩百萬,較之前翻了數十倍。增印者多被用于彌補財政收支,流入了民間交易當中。
      蒙元時代的銀錠
      以上自違成法的行為,致使元鈔的幣值慘跌。忽必烈屢次下令整治鈔法,群臣卻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案。結果到1287年,元廷干脆發行了一種名為“至元鈔”的新鈔,并規定1貫“至元鈔”能抵5貫“中統鈔”,等于是變相承認物價漲了五倍。
      可惜至元鈔也沒能踩住貶值的剎車。元鈔的跌勢繼續高歌猛進,以至于民間偷偷恢復了金、銀、銅等金屬貨幣的交易。一番折騰下來,元朝紙幣連維持國內信譽都困難重重,發展海外支付自然成了黃粱美夢。
      忽必烈執政后期發行的 至元鈔

      罪魁禍首忽必烈

      野心勃勃的忽必烈

      在一般人的常識看來,勵精圖治者總是舍不得常年積累的家底,優良制度的損毀往往源自繼任的敗家昏君。畢竟,前人栽樹,后人伐木。然而,元代鈔法的朽壞卻并未遵循這條歷史經驗,其始作俑者反而是忽必烈自己。史書在描述鈔法的破敗時,總喜歡歸咎于阿合馬等幾個奸臣對忽必烈的慫恿,但這些慫恿又何嘗不是為了迎合皇帝對資金的需求?
      如果要給蒙古帝國的君主排一個次序,可以說除了成吉思汗外,沒人能跟忽必烈叫板。從建號大元,到平定四方。忽必烈的才干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樣一位明君,在元鈔的治理上卻一敗涂地呢?答案很簡單:忽必烈對帝國的實力過于自信,搞了太多撒錢的大項目。其中有些項目的確勢在必行,有些則只出不進毫無效率。
      攻滅南宋的蒙元士兵
      譬如公元1276年時,元朝軍隊剛剛征服南宋,關于怎樣處置南宋紙幣的問題就擺在忽必烈眼前。由于南宋政權發行的會子幾乎沒有準備金支撐,允許會子和中統鈔兌換就意味著元廷要白白損失大筆庫銀,所忽必烈一度想廢除會子、不予兌換。后經朝內一系列爭論,怕南宋民眾蒙受財產損失會引發叛亂,這才規定宋會50貫可兌中統鈔1貫。那時南宋會子的貶值已達原值的六十多倍,忽必烈的決策無疑對財政造成了沉重負擔。不過這還算必要的開支。
      相比之下,對日本、越南、爪哇等國發動的一系列戰爭,就顯得吃力不討好了。因大元朝鐵蹄所向,南宋、緬甸等國皆被踏平。忽必烈根本不相信以自己無可匹敵的權勢,會存在征服不了對手。他反復對外用兵,可惜現實卻是另一番景象:
      公元1274年,忽必烈以日本拒不臣服為由,組織3萬余人跨海攻打,結果戰況不利,主動撤回。
      公元1281年,元朝又從大陸糾結起14萬大軍、3千余艘戰船遠征日本。結果喪師十余萬,又狼狽失敗。
      公元1284年,忽必烈命鎮南王脫歡、右丞相唆都等率兵征安南(時越南分南北兩國,北方稱安南,南方稱占城),號50萬眾。次年大敗,右丞相唆都戰死。
      公元1287年,元朝征發江浙、湖廣、江西、云南等數省兵馬,再征越南。次年依然大敗,損失戰船、糧食無數。
      公元1292年,忽必烈以爪哇不敬,征發大小戰船500艘,軍士5千人,跨海遠征爪哇。次年敗績,折兵3千余人,勉強逃歸。
      蒙元對日本的2次進攻 都以慘敗收場
      盡管從公元1274年-1293年間,忽必烈對日本、越南、爪哇分別進行的數次征討均以失敗告終。但他至死都在命令軍隊備戰,仍計劃著對外擴張。戰爭是燒錢的勾當,每次出動十余萬兵力、上千艘戰船,錢鈔用度往往以千萬計。即便像征緬甸、平漠北這樣取勝的戰役,所得也無法抵償費用,更何況那些毫無利益的敗仗。戰爭一旦耗盡國家財政,忽必烈就靠挪用準備金、增發紙幣彌補。那群臣對鈔法敗壞當然束手無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可能有人要問:財政不足,像明朝一樣增稅就是了,何必偏要靠印鈔斂財?需要說明是,元朝并非沒有為大項目增過稅,問題是增稅帶來的負面反饋過于迅速。民間會明顯感覺到財富被稅收轉移,可能帶來劇烈的反抗運動。而超發紙幣所帶來的通貨膨脹不是立竿見影的,往往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會普遍影響到市場物價。當民間感應到物價上漲時,這一輪財富轉移早已結束,不易提前防范,所以印鈔歷來比增稅更受統治者歡迎。
      抵達元大都的各路域外商隊
      忽必烈的紙幣國際化壯志,因為皇權的保駕而得以迅速推行。但想要保障元鈔的幣值,取信于中外,就必須留足準備金,控制發行量。皇帝的雄心壯志卻又不止于元鈔國際化,武功烈烈萬國來朝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點綴。既要穩定的紙幣來實現海外流通的野心,又要龐大的支出去構筑宇內賓服的威望,兩個在邏輯上自相背離的目標豈能兼得!
      極端皇權往往看似強大,能更便利地調動國內資源,干出一番豐功偉業。但這種大型工程不是沒有代價的,倘若出錯失敗,損失也極為驚人。歷史證明,高度集中地利用資源,不見得一定能帶來等值的回報,往往還提高了運營風險。英明如忽必烈,尚且干出征日、征越這樣虛耗民力的傻事,更遑論其他昏庸君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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