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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介祺的桃花源

      2021-01-27  新用戶21671hit


          芙蓉街是一個很窄的小巷子,位于濰坊市濰城區城關街道。與巷子外東風街上的車水馬龍相比,這里相對安靜而悠閑。巷子的北首有一座青磚徹成的二層小樓,這就是著名的萬印樓,是清代金石學家、大收藏家陳介祺的故居,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去年的一段時間,因為工作的關系,我經常從芙蓉街路過,看到萬印樓朱紅色的小門十有八九是閉著的。有段時間,小樓門口放了個牌子,上面寫著“正在修繕,謝絕參觀”,但也很少見到來來往往的工人,門仍是閉著的。每當走到此處,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放慢腳步,仿佛怕驚動了陳介祺老先生的潛心研究。偶爾會有一種想推門而入的沖動,卻又猶豫再三。總怕推開門后,看到的景物與自己想像中的相去甚遠。

      其實自己心中也明白,陳介祺離去一百多年了,當年的萬印樓占地一公頃,現在這幾間房屋占地377平方米,僅是原來的三十分之一。被稱為“近代之冠”的大量收藏品也早已散失于世界各地。青磚小樓上不會再有陳介祺長衫飄動的身影,萬印樓的輝煌也在歷史的長河中漸行漸遠。

      但這座沉默的小樓,仿佛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將自己與外面的繁華與喧囂隔離。一百多年前,住在里面的陳介祺自撰了一副楹聯:

      曾種桃花不知漢魏   猶存松菊自謂羲皇

      這里曾是陳介祺的桃花源。關起門來,這座小樓隔絕了世事紛陳,隔絕了外面的兵荒馬亂,隔絕了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他一頭鉆進學問中去,讓心靈自由地飛翔,不知今夕何夕。


                                       

      對陳介祺,我一度有些不解:一位出身名門的世家子弟,從小隨父親在北京讀書長大,順利地做了一名人人艷羨的京官,卻義無返顧地回到故鄉一座并不繁華的小城,建了一座萬印樓,日日與古文字、青銅器、陶器、拓片相伴,樂此不疲,終其一生。這其中,除了自己的興趣愛好,還有別的原因嗎?

      在清代的濰縣城,陳家是數一數二的名門望族。陳介祺的父親陳官俊,字偉堂,“嘉慶十三年進士,以名翰入值上書房,后為上書房總師傅,道光皇帝師,并授皇長子讀,歷任工部、兵部、禮部、吏部尚書,累官協辦大學士”。做官做到四部尚書,皇帝的老師,應該算是青云直上了。想當年,陳官俊的母親,即陳介祺的奶奶九十大壽時,道光皇帝親筆書寫了“耆臣壽母”的匾額,又贈了“福”、“壽”二字,并賞賜珍綺壽禮。此等榮耀不是一般的大臣可以得到的,陳家可謂紅極一時。

      陳介祺早年隨父在北京城讀書,自幼聰明好學,“日讀百數十行,略不遺忘,十九歲入郡庠”,“以詩文名都下”(見《山東藏書家史略》)。之后便是步步青云——22歲考中舉人,授中書,后升為侍讀,32歲考中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40歲授侍講學士銜……仕途上可謂一路綠燈,當然,這與其父親陳官俊的蔭庇應該有一定的關系。

      陳介祺生活的年代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至光緒十年(1884年),一生共度72個春秋。在這72年中,咸豐四年(1854年)是他生命中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他是北京城勤奮好學的“官二代”,家學淵源,交游廣泛。在此之后,他是山東濰縣小城萬印樓的主人,潛心金石,心無旁鶩。

      那一年,陳介祺41歲。


          
      早在他辭官之前,陳介祺已著手在濰縣修筑萬印樓,萬印樓修筑的時間是1850年。這是陳介祺為辭官做的物質上的準備,此后,他便默默地等待一個時機,直到1854年,陳介祺借母親去世丁憂返回故里,從此不再復出。

      辭官這件事如果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下,也許我們更能理解當時陳介祺的心境。

      那時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中國開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那幾年,中國歷史的舞臺上列強爭雄、社會動蕩。 

      在中國的北方,1850年8月沙俄軍隊強占中國黑龍江口的廟街,后改名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3年4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侵占中國庫頁島。在中國的南方,1851年1月,洪秀全領導拜上帝會群眾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號稱太平天國。1854年,即陳介祺回到濰縣的那年,太平天國西征軍攻占漢口、漢陽,并分兵南下,直逼長沙。曾國藩因損兵折將曾投水尋死被救。也是那一年,上海新海關正式建立,由美、英、法三國人擔任海關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國海關落入外國人手中。

      那是一個政府昏庸、官場黑暗的時代。

      萬印樓修筑的前一年,即1849年,陳介祺的父親陳官俊去世。陳官俊一生雖然為官顯赫,卻也頗多坎坷,幾起幾落。他在山西任督學時,曾被山西巡撫以“任毆差買妾”、“妄作威福,大開奔競”為由追劾,后被降為編修。任工部尚書時,又以“閑談泄密”,“失大臣體”而被革職。史書記載的陳官俊傾而未覆的原因是:“初直上書房時,授宣宗長子奕偉讀,宣宗嘉其訓迪有方……故遇官俊特厚,屢遭咎而恩禮始終不衰”(見《清史稿》)。背后有皇帝罩著,才使得陳官俊在官場斗爭中換得一個“平安”。

      從父親一生的沉沉浮浮中,陳介祺看到了官場的險惡。而后來發生的一些事,更使他心灰意冷。

      據說當時清政府國庫空虛,朝廷命十八家老臣捐錢助餉,多為數千兩。由于有人暗中挑撥,他們要求陳介祺必須交納四萬兩白銀,交不出有滿門抄斬之險。陳介祺被逼無奈,四處籌措,奔波一個月才將款項籌齊。雖然保住了身家性命,這件事卻也讓他認清了“熱鬧場中良友少,巧機關內禍根蟠”,進一步堅定了他離開官場的決心。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孟子》中的話。我相信,那幾年中,從小熟讀孔孟之書的陳介祺一定無數次地想起這句話。世態如此,時局如此,官場如此,正義之士一定會有深深地無奈。不能昏昏噩噩,更不能同流合污。既然無法“兼濟天下”,那么只能“獨善其身”,這是一名讀書人的操守。


                                   

      咸豐四年(1854年),陳介祺辭官歸里。從此,清代的歷史中少了一位行政官員,后世的文明進程中,卻多了一位堪稱“宗師”的大學者。

      “提起筆來寫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僅是我,凡著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銅器等,不下幾千件,沒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論調同批評,不但高出當時同輩一等,簡直可以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人是誰,就是山東濰縣陳介祺字壽卿號簠齋他老先生。現在先將他論古器文字做假的一段話述說一下,……談古器文字多么透澈,不但知道真字深義,連假的都能了然無余,這才能算真研究。”

      上面這段文字,出自是著名學者商承祚先生發表于七十多年前的《古代彝器偽字研究》一文。商先生被后人稱為“甲骨學泰斗 楚文化鼻祖”,他博學多才,治學嚴謹,年輕時曾被徐悲鴻譽為“知友”。這樣一位大學者寫下對陳介祺推崇備至的文字,足見陳介祺在后世學術界的地位

      收藏文物、把玩金石,在陳介祺之前,是達官貴人附庸風雅、閑情逸致的點綴,到了陳介祺這里,金石學真正成為研究傳播歷史文化信息的載體與形式,他明確了金石學真正的學術目的:鑒古、考古、釋古、傳古,從而達到證經補史的作用。

      陳介祺的收藏被《清史稿》稱為“近代之冠”,他一生收藏的古代文物,類多、量大、面廣,不乏珍品。其藏品中有銘文的就有商周銅器248件,秦漢銅器98件,石刻119件,磚326件,瓦當923件,銅鏡200件,璽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錢幣、鏡、鏃各式范1000件。

      他一生治學嚴謹,重視研究方法,主張一器一物都應多加分析,察其淵源,辨其真偽,反對不求甚解。現存他考證的釋文有《毛公鼎考釋》、《南公盂鼎釋文》等幾十篇。因此他對古文字學的貢獻很大。他是古陶文字最早的發現者、收藏者、研究者,有開創之功。

      1872年,陳介祺用自己所藏古璽并匯集其他大家的收藏,鈐拓印集10部,每部50冊,定名為《十鐘山房印舉》,“十鐘山房”的名字來源于陳介祺收藏的11件商周古鐘,取其整數,他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十鐘山房”。1883年,《十鐘山房印舉》又增編10部,每部191冊,集印一萬多方。

      陳介祺還對其收集的大量“封泥”作了深入研究。造紙術發明之前,中國古代的往來公私文件,大都寫在竹簡上,為防止別人私拆,封發時把竹簡用繩索捆緊,把繩子結交處再用黏土封嚴,蓋上發信人的印章,作為驗證。這種封泥多流行于秦漢。陳介祺共收集了800多枚封泥進行考釋,與吳式芬共同編寫了共10卷的《封泥考略》,這是我國最早研究“封泥”的學術專著。


         
      陳介祺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所好所知,止是求一個真,止是要學不厭”。在他去世的最后一年,盡管體力不支,陳介祺仍在為《濰縣金石志》一書作校勘文字。這種求真務實的學術態度使陳介祺和他的萬印樓聲名鵲起,在當時成為金石學研究的一面旗幟。國內的收藏大家們經常與陳介祺互通有無、探討學問。光緒七年,萬印樓里來了一位年輕人,他在陳家住了四天,“遍視所藏”,大開眼界。這位年輕人叫王懿榮,十幾年后,他發現了甲骨文,在人類文化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作為收藏家,陳介祺最讓人佩服的是他高人一等的眼光,這種眼光,建立在他豐厚的學養和經驗之上。其實,陳介祺的慧眼獨具并不只是表現在他鑒別文物上面。

      當時的濰縣城里有一名家境貧寒的學子,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陳介祺后,陳介祺感動于這位少年讀書的認真和執著,收其為弟子,后又收為義子,資助他讀書。28歲時,這名學子赴京趕考,連路費盤纏都是陳介祺幫助籌集的。那一年,這名來自濰縣的叫曹鴻勛的考生中了狀元,成為濰縣歷史上第一位狀元。

      這只是陳介祺留給后人的無數故事中的一個。他更多的故事,與萬印樓中收藏的那些寶貝有關。

      陳介祺的收藏中,著名的很多,有“萬印”,有“十鐘”,最具傳奇色彩的是毛公鼎。

      毛公鼎出土于陜西歧山,屬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鼎內有銘文共497個字,是有史以來我國發現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國寶重器。1852年,當時還是翰林院編修的陳介祺花費三年的薪金買下了此鼎,愛不釋手,后帶回濰縣萬印樓收藏。有人推測他辭官歸里也與此鼎有關。

      毛公鼎被陳介祺秘藏二十多年,直到在他步入花甲之年時,陳介祺才將五易其稿的《毛公鼎考釋》一文及毛公鼎銘文拓片公之于眾,引起朝野轟動,受到文人學者的重視與推崇。

      陳介祺病故后,毛公鼎被他的子孫收藏。毛公鼎在陳家53年,1905年,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酷愛收藏,他假借為皇帝獻壽的名義,強行從陳氏后人手中買走毛公鼎。六年后,端方在四川被起義新軍殺死,又過了幾年, 他的家人將毛公鼎質押給天津華俄道勝銀行。

      當然,毛公鼎的故事還不會完。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日本山中商會、英國人辛甫森、美國人福開森都曾覬覦這件國寶,他們相繼打聽毛公鼎的下落,當時的交通總長葉恭綽聽說后,急忙連借帶湊,用三萬大洋贖回毛公鼎,受到國人的稱贊,都說他保護國寶有功。上海淪陷后,葉恭綽匆忙逃往香港避難,來不及帶走這件巨鼎,將其留在上海法租界的宅邸中。由于日本憲兵追查這件寶器,葉恭綽急電當時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的侄子葉公超(后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讓他不惜任何代價保住毛公鼎。1941年葉公超回到上海后被日本人逮捕,同年夏季被保釋。此后關于毛公鼎的傳聞很多,有人說它被運往香港,有人說它被一奸商購買。

      抗戰勝利后,毛公鼎被國民政府查收,后被帶往南京,又后來被運往臺灣,現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世事滄桑。

      陳介祺之后的一百多年,萬印樓在連天的戰火中、在時代的更替中風雨飄搖。亂世之中,要完整地保存萬印樓內的收藏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文物大量流失, 有的輾轉于海內外,還有一部分在解放后被捐給國家。

      萬印樓的收藏現散存于世界各地。有據可查的有:濰坊市博物館、陳介祺故居陳列館、青島市博物館、山東省博物館、遼寧旅順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天津市博物館、日本住友氏博物館、日本泉屋博物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等。

      萬印樓也只剩了一座小樓,幾間房屋。

      當年毛公鼎被端方強行從陳家買走后,陳介祺的女婿吳重熹看到萬印樓的蕭條,心生感慨,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個場景。那時候,陳介祺老爺子還在,十鐘山房和萬印樓還完好無缺。于是他寫了下面這首詩:

      病史當年臥海濱,(陳介祺晚年自號海濱病史)

      十鐘萬印尚紛陳。

      楚人輕問周家鼎,

      尤物從來不福人。

      詩是有感而發,第一句中的一個“臥”字,仿佛說明了陳介祺當時的身體狀況不太樂觀,有人來到老爺子的臥塌前,輕聲問起毛公鼎的情況,老爺子意味深長地說:別太看重那些寶貝,尤物從來不福人。

         “尤物從來不福人”。這句話,似乎是一代收藏大家對于后人的告誡。

      此文收入歷史散文集《侯門往事》,九月初即將面世,現在開始接受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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